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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3月08日09:53 | 中國發(fā)展門戶網(wǎng) www.chinagate.cn | 給編輯寫信 字號：T|T

商議8年未果卻在短期內迅速推進輿論擔心誤傷中產階層

熊俊莉

近日，臺灣當局聲稱，開征奢侈稅能收取“打房”、“增稅”、“均富”等多重功效，但圍繞此事卻引來島內質疑聲四起：該不該設奢侈稅、設的話如何給奢侈品定性、征收怎樣執(zhí)行、有何效果和副作用……顯然，在這些問題上立法當局尚未達成共識。但無論如何，奢侈稅的開征已經箭在弦上，馬英九明確表示將“力挺到底”，臺灣各經濟相關部門也在加班商擬。那么，為何奢侈稅在島內會引起軒然大波？它是不是真的可以“劫富濟貧”使臺灣達到“均富”呢？

“不衰退”的奢侈品市場

據(jù)統(tǒng)計，全球奢侈品銷售額約800億美元，其中亞洲就占了大約一半。在這其中，日本無疑是亞洲乃至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費國，約占亞洲市場的62%；香港過去被公認為亞洲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市場，約占12%；韓國占8%，臺灣地區(qū)與新加坡各占3%；大陸地區(qū)的奢侈品消費近年來也在飛速增長，但大部分購買發(fā)生在消費者出國旅游時，估算下來應該占亞洲市場的20%以上。毫無疑問，日本、香港、韓國、新加坡、中國大陸及臺灣地區(qū)都是奢侈品的“兵家必爭之地”。

按拉達·查達哈和保羅·赫斯本(二人分別為亞洲首驅一指的行銷與消費者心理專家和亞洲頂尖的零售商場規(guī)劃與開發(fā)顧問)對亞洲地區(qū)奢侈品消費傳播五階段的劃分，臺灣已經經過了“征服期”、“富裕期”和“炫耀期”，正處于奢侈品消費的“適應期”。也就是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臺灣經濟“起飛”后，民眾收入大幅提高，形成了富裕的中產階層，同時也形成了穿戴gucci與prada展示身份地位的消費習慣，倘若不遵從這種群體壓力就是在拿自己的社交形象冒險。這也是為什么2000年以后臺灣經濟平均年增長率下降至4%左右、人均收入長期停滯在16000美元左右，但人們依然熱衷于名牌服飾、手表、珠寶、名車、游艇等高檔消費的原因。

根據(jù)世界黃金市場協(xié)會的估算，臺灣一年的純金市場，至少為400億元(新臺幣，下同)；2010年化妝品市場消費規(guī)模估計達800億元；頂級機車消費市場目前大約70至130億元，每年幾乎以30%左右的速度增長；臺灣民眾偏好鉆石，從1994年的9億元快速提高到2000年的207億元，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對全球奢侈品市場造成嚴重沖擊之時，臺灣5克拉以上的大克拉鉆石銷售量卻高居全球第一。若按臺灣當局即將出臺的“奢侈稅”草案的征收范圍估計，這批將計入稅基的奢侈品消費約1100億元。

從“貨物稅”到“奢侈稅”

稅制中沒有設“奢侈稅”并不等于沒有對奢侈品征稅。臺灣現(xiàn)行的“貨物稅”就對包括高級轎車在內的所有車輛征收17%至60%的稅負，2000CC以下為25%、2000至3600CC為35%、3600CC以上60%、機車17%，實際已經是奢侈稅的性質。貨物稅是一種間接消費稅，是對本土生產的商品出廠時或貨物進口時所征收的單一階段銷售稅，稅率采取差別比例稅率，一般對奢侈品、高檔消費品采80%至120%左右的高稅率；對污染性貨物、不道德或不健康消費產品采高稅率；而生活必需品、生產資料稅率最低或采零稅率。

另一種對奢侈品征稅的稅制是進口關稅，臺灣市場上的進口跑車除了貨物稅外，實際也被征收17.5%至60%的進口關稅；進口游艇需繳納1.2%至10%的關稅。名牌消費品基本是從西方傳入，但崇尚個人主義的西方社會遠沒有建立在集體主義基礎上的亞洲社會表現(xiàn)出的對品牌的高度熱情。因此，對奢侈品進口限額或提高進口稅率，都會間接提高交易成本，實際也就是對奢侈品征稅。

但除了上述列舉的少數(shù)幾種外，臺灣市場上的其他奢侈品基本不用繳稅。現(xiàn)行的“貨物稅”對奢侈品的定義仍停留在冰箱、彩色電視機的時代，這些早已成為民生必需品而非奢侈品，但仍被課以13%至20%的稅負，反而珠寶、藝術品等國際公認的奢侈品都屬免稅范圍。進口關稅方面，上世紀90年代臺灣就基本解除了奢侈品的進口禁令，并且管理政策頗為寬松。

由此可見，隨著時代變遷臺灣對奢侈品的征稅實際上經歷了從有至無的階段，比如1980年代初期進口化妝品必須負擔100%的貨物稅和115%的進口關稅，但1990年以后基本降至零稅負。如今，征收“奢侈稅”或許是新的社會經濟環(huán)境下，讓稅制不再“不合時宜”的良方。

民怨中成長的“奢侈稅”

盡管臺灣當局強調征收奢侈稅是大勢所趨，但商議8年未果卻在短期內迅速推進，實在也是“不得已而為之”。2010年臺灣經濟增長率高達10%，但民眾仍表示“無感”，房價屢創(chuàng)新高成為“十大民怨”之首，加上貧富差距問題、財政赤字問題，都使執(zhí)政黨承受選舉得票率下降的巨大壓力。奢侈稅看起來正好“打到要害”，因而也就應運而生了。

國際金融危機時期各國或地區(qū)都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和擴張性財政政策，后來雖然經濟復蘇了，但也帶來嚴重的后遺癥，那就是物價飛漲、房地產價格節(jié)節(jié)攀升。臺灣去年評選“十大民怨”，房價問題排在首位。這也是臺灣當局將“打房”政策打包在奢侈稅中一起實施的主要原因。按其草案規(guī)定，對短期炒作的房屋及土地課以10%至15%的稅負，將遏制大量囤房的投機客買賣，這部分人也是臺灣收入水平處于金字塔頂端的兩萬戶，約占3%。

臺灣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同時實現(xiàn)“增長”和“均富”的時代似乎已經遠去，2000年以來經濟增速放緩和貧富差距擴大成為籠罩在臺灣民眾頭上的兩塊烏云，前者導致收入增長停滯，而后者體現(xiàn)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根據(jù)臺灣統(tǒng)計部門的資料，最富有的5%與最窮的5%的平均所得差距從1998年的32倍擴大到2008年的66倍。而且，“政府”似乎還是“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推手。2009年臺灣當局先后將企業(yè)營業(yè)稅率由25%調低至17%、將遺產稅率由50%調低至10%，這些無疑都在為富人減稅。所以，奢侈稅的出臺其實是營業(yè)稅和遺產稅調整的配套措施，最大功效恐怕在于扭轉民眾對臺灣當局“劫貧濟富”的印象。

至于財政和稅收方面，臺灣“中央政府”債務已達4.6萬億元，人均負債19.7萬元，還有超過15萬億元的退休金、社會保險金等隱性債務，說明財政入不敷出，只能通過舉債維持運作。在臺灣所謂的“民主社會”里，執(zhí)政黨一味減稅討好選民，當然是“減稅易，加稅難”，臺灣的租稅平均負擔率(稅收除以GDP比率)在13%左右，遠低于正常的20%水平。奢侈稅雖然是增加稅種，但正如臺灣經濟部門主管承認的“目的不在加稅”，一年150億的奢侈稅對于臺灣2010年1.5萬億元的總稅收而言，實在不會產生多大效果。

奢侈稅的矛盾與尷尬

迄今以來，臺灣很少有政策像“奢侈稅”這樣，在“只聞樓梯響”的階段就引起眾多非議，但這確實說明開征奢侈稅的問題不少。首先，必須面臨抑制消費和擴大內需的矛盾。奢侈稅主要是對高所得者擁有的高價財產、高額消費行為，加征一種與營業(yè)稅、貨物稅等間接稅性質相近的銷售稅捐，實際上加稅的同時也抑制了奢侈品的消費。但僅憑價位或貨物種類、擁有者身份來定義“奢侈”，可能失之客觀，加上奢侈并非專屬于富人，這種針對消費行為課稅的方式也將干預中產階層的消費行為。這樣就可能打壓臺灣的消費市場，與臺灣當局“促消費”、“擴內需”的總體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形成矛盾。

其次，奢侈稅可能陷入宣示意義大于實際效果的尷尬境地。一方面是稅基較小，大張旗鼓地開征一個新稅種，一年下來，樂觀來看也僅僅是增加了150億的稅收，這對于改善目前的財政狀況沒有明顯效果。另一方面，用它來改善貧富差距問題也是力不從心，收入分配不均的源頭即所得來源的稅制不合理，富人積累財富速度遠快于財富的二次分配，就一定會富者愈富、窮者愈窮；從技術層面上看，富人還可以采用多種避稅手段，例如體積小但高價的鉆石、珠寶或手表可以通過走私在黑市交易；體積龐大如飛機、游艇或汽車等則可登記在企業(yè)名下或采取租賃方式，只要改變擁有或交易方式，富人實際上仍可支配這些奢侈品，但征收奢侈稅的意義卻失效了。

無論如何，臺灣征收“奢侈稅”總是一件利民的事。臺灣當局小心謹慎地將影響范圍控制在3%左右的人群，不致加重大多數(shù)人的負擔，傷害內需和經濟發(fā)展；對控制房價過快上漲，打擊房屋、土地投機行為也會有一定的貢獻；前一階段對富人減稅過多，用奢侈稅加稅平衡一下，民眾會覺得合理些。但長期來看，還是不要舍本求末，解決收入分配不均問題就應該從直接稅著手，也就是所得稅、遺產稅或贈予稅等，直接對富人的收入來源課稅。像臺灣現(xiàn)在，富人主要通過股票、土地積累財富，但證券交易所得、土地交易所得都免稅，僅征收證券交易稅和土地交易稅，這次奢侈稅中仍然對不動產交易只征收銷售稅而非所得稅，也就不能從根本上遏制財富的快速集中。人們期待，以奢侈稅為起點，臺灣能逐步建立起更加合理的稅制，真正改善民眾的貧富差距問題。

(作者系中國社科院臺灣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經濟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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