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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們會為用“來”還是“去”爭得不亦樂乎
鄧康延：那些不管是從日本、歐美留學的，還是從私塾里面熏陶大的文化學者們，他們都非常重視小學教育，像蔡元培、胡適這樣的人都來參與制定這個國文教科書。出版社都投入了很大的力量，聘用一流的學者來研究這些教材，每一課就那么寥寥一二十個字，但他們都要反復地考量，一方面怎么讓課文更具有漢字的美感，另一方面能照顧到孩子的興趣。比如有一篇課文，大家就因為用“來來來，來上課”好，還是“去去去，去上課”好，爭得不亦樂乎；因為“來”字筆畫多，“去”字簡單點，但是不夠親切，最后選的還是“來”。
現(xiàn)在想要編出優(yōu)秀的教材，一個是看你夠不夠重視編選者的素質，能聘一流的人去做這些文章；另一個還要看你是不是花費了大量的精力去研究孩子們的心態(tài)，現(xiàn)在的孩子喜歡的渴望的究竟是什么；畢竟現(xiàn)在的孩子面對電腦、電視、手機等這樣一個新的時代。所以我覺得除了一些常識、信仰恒久不變，更應該研究孩子們的心理，把他們的精神世界和新的物質世界交匯起來。
葉圣陶他們當年是把這個當成事業(yè)來做，不是作秀
馬相武：請“大家”去編書，形式上這么做一點都不困難，難的是“大家”能不能真正為書作出貢獻，能不能全身心地投入，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這些書的操作？我覺得要做到他們當年那個地步很難。
那個時代葉圣陶他們是把這個當成事業(yè)來做的，真的是全身心投入，不是作秀，不是一個完全的商業(yè)行為；而現(xiàn)在基本上就是一個“掛名”，利用“大家”的名聲，目的是為了引起家長老師的關注?，F(xiàn)在“大家”參與進來能不能產(chǎn)生相當于那個時代的教材，我表示懷疑。
再一個，不僅要看是不是大家，還要看他們的教學理念是不是先進。比如葉圣陶，他不僅僅是大家，他的教育理念在當時也是最先進的。那個時代，中西文化教育在開放的氛圍中互相沖撞，吸收交流，沒有一道很明顯的界溝，所以能產(chǎn)生這樣一種教材。
不過，從教科書到教輔書，從舊教材中獲得某些啟發(fā)、得到某些思路，沿著這種方向做一些改良，是完全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