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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本報記者 支玲琳
●嘉賓：熊慶年 (復旦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
●所謂的生源焦慮，在某種程度上，是社會偏見導致一些高校形成扭曲招生政績觀的體現。
●高等教育從精英階段進入大眾化階段，或多或少都會有一個調整的混亂時期。中國的特殊之處在于，轉變來得太快，這就更需要把握好。
解放觀點：今年高校招生已基本落幕，回望剛剛過去的一兩個月，很多人用 “硝煙彌漫”來形容。大家都看到，隨著高考報名人數的逐年下降，外部錄取競爭的加劇，以往習慣 “朝南坐”的內地名校也不得不放下身段，為爭取高分考生競爭激烈。內地高校的生源焦慮，已經由前兩年港校 “掐尖”，演變?yōu)榻衲険屔垂_化。對此，您怎么看？
熊慶年：高考招生錄取競爭日益白熱化，這是不爭的事實。其實這是自然發(fā)展的結果。在過去的精英教育階段，高考招生規(guī)模很小，能上錄取線的學生都不差，再加上招生由政府有關機構控制，分段錄取，高校沒有多大自主的空間。所以高校，尤其是名校基本上不用為招生一事過多操心。況且以前大學也沒有進入這工程那計劃的 “等級”區(qū)別，不會產生強烈的競爭壓迫。但現在不一樣了，政府、社會對大學的要求在不斷提高，高校自主性強了，而資源性約束卻越來越多。大學在分化，競爭在加劇，越來越多的境外高校又加入了爭奪，這就迫使內地名校展開 “生源保衛(wèi)戰(zhàn)”。因為大家都很清楚，生源是決定一所大學品質的主要因素。
當然，我們不要過度夸大這種競爭。我覺得主要是社會過度 “焦慮”了。校長和老師們其實都清楚，高考成績差一分兩分、八分十分，很難說學生的素質就有多大差別。但受傳統(tǒng)觀念影響，普通公眾往往將目光聚焦在少數“狀元”身上。而面向社會的高校招生，不可避免會受到這種輿論壓力的影響。于是，一旦 “狀元”被別家簽走，有的高校招生部門會感到 “丟臉”，回去不好交代。其實在我看來，大可不必。所謂的生源焦慮，在某種程度上，是社會偏見導致一些高校形成扭曲招生政績觀的體現。
解放觀點：內地名校之間的較勁，這兩年日益公開化，這說明了什么問題？
熊慶年：其實導入競爭機制后，這種較勁一直都存在。較勁并不是件壞事，每個學校都想錄取到更好的生源，這本無可厚非。但問題是，由于各種社會因素的摻入，這個矛盾正變得日益復雜。其一，錄取方式的轉變。 “零志愿”錄取，給了清華、北大錄取優(yōu)先權，無形中將其他高校降了一格。這種高校之間的不平等，會加劇競爭心態(tài)。其二，有的大學評價，把錄取線高低作為大學質量標準之一，這涉及大學聲譽，不少學校很看重。其三，地方政府的推波助瀾。很多地方將本地學子考入清華北大視為一種政績，因此不惜主動介入，做工作、給獎勵。諸如此類，長此以往，導致惡性循環(huán)。
名校之間互相 “別苗頭”，說到底就是比 “面子”。隨著這種意識越來越強化，互相之間的攀比水漲船高：今年你招的最高分多少，我招的最高分又是多少；去年你的錄取分數線比我多幾分，面子上就掛不住了，今年我高你幾分，就額手稱慶了……這不是 “兒童思維”嗎？其實有時候分數線下來幾分，不過就是幾個人的差距，這有什么好驚訝的？而且不光是高考，包括研究生招生定分數線，也有這種思維從中作祟：有的高校硬撐著定高分數線，而后再在實際錄取中 “破格”。分數線說出去好像是很牛，實際并不是那么回事。這種競爭對于高等學校內涵發(fā)展一點益處都沒有。
解放觀點：最近有名校招生辦主任表示， “求爺爺告奶奶式的招生辦法并不是大學教授們想做的”。但放眼歐美名校，它們對于 “吆喝”自己早已非常熟稔，還要拿出高額獎學金吸引人才。最近一則頗具親和力的招生視頻廣告《我為什么選擇耶魯》，在網上就頗受好評。對名校放下身段，到底該怎么看？
熊慶年：大學招生本來就應該這樣，但這不是學校單方面所能左右的。按照過去那種分數線一層一層 “扒皮”的制度安排，高校無法放下身段?，F在開了一些口子，大學總算也可以自己作點主了，這是個好的趨勢。像復旦大學試點招生自主選拔錄取這幾年，學校有一個跟蹤調查，結果表明，通過這種方式選拔的人才確實更符合本校的培養(yǎng)目標和要求。
需要強調的是，生源的確很重要，但學校教育同樣也重要?，F在我們常聽到社會上有這種說法， “現在的研究生還不如以前的本科生，高職生不如過去的中專生”。這個說法未必科學，但客觀上，由于增加的資源趕不上擴招的速度，造成了教育質量的部分下降。以前是10個老師教100個學生，現在是教200個、 300個甚至400個學生，顯然資源被大大稀釋了。其實從質量上看，師資是同比增加不了的，一所大學，最好的教師就是這么些。教師的成長需要一定周期，新教師不可能今天進大學，過幾年就能成為名師?，F在國內高校普遍年輕教師唱主角，哪怕是一些很好的大學，年輕教師也幾乎占了一半。這會給高校教學帶來什么？完全可以想象得到。
解放觀點：較之生源焦慮，您其實更擔心的是高校教師隊伍的建設？
熊慶年：這是當然。必須承認，這些年招生規(guī)模擴招過快，雖然滿足了老百姓讓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但是忽視了教育自身規(guī)律的要求，教師隊伍僅在規(guī)模上擴充是不夠的，它還需要培養(yǎng)?，F在，各種各樣的績效考核逼得老師們靜不下心來，再加上年輕教師有方方面面的困難，使得他們難以用心在教學上。像 “大學教師全心投入教學是種毀滅”這樣的雷語，還有那 “40歲掙不到4000萬不要來見我”的壯言，我們不要簡單地用道德眼光去評判，這其實反映出教育整體生態(tài)環(huán)境不佳，導致一些高校教師價值理念出現偏差。雖然是個別現象，卻反映了普遍的問題。所幸現在大家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不少大學在努力改善教師的生存狀態(tài)，一些大學成立了教學促進中心、教學研究中心，著手教師發(fā)展方面的改革。
高等教育從精英階段進入大眾化階段，或多或少都會有一個調整的混亂時期，很多國家都是這樣走過來的。中國的特殊之處在于，規(guī)模擴張時間太短，轉變來得太快，矛盾就更突出。這就提醒我們，更需要把握好，才不致于系統(tǒng)發(fā)生紊亂。(支玲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