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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首例瀕危野生動物保護預防性公益訴訟的背后

發(fā)布時間:2020-08-31 08:59:22  |  來源:新華每日電訊  |  作者:劉荒、完顏文豪、龐明廣  |  責任編輯:張蔚藍
關鍵詞:綠孔雀,公益訴訟,棲息地保護

綠孔雀VS水電站:一場生態(tài)保護與經濟發(fā)展的博弈

▲8月7日,新平縣水塘鎮(zhèn)附近的戛灑江一級水電站導流洞,目前工程已停建3年。完顏文豪攝

身形清瘦、皮膚黝黑的李興貴,懷抱著半米長的水煙筒,嘴巴不時對準竹筒口上端,吧嗒吧嗒猛吸幾口。

提起退還水電站征地補償款,他言語間仍流露出一絲遺憾:為了多年沒見的綠孔雀,眼瞅著全村400多萬元補償款,像“到嘴的鴨子一樣飛走了”。

這個僅有17戶人家的村民小組,隸屬于云南省新平縣者竜鄉(xiāng)向陽村,因靠近綠孔雀棲息地才為外界所知。

村民們聲稱支持綠孔雀保護行動,但水電站建設的現(xiàn)實利益更誘人,他們心里還有比退款更糾結的彎子繞不過去。

“按照國家政策,肯定要保綠孔雀;按照我們的想法,肯定想拿補償款。不過,這事最后還得聽法院的!”李興貴的老婆在旁邊補充道。

8月19日,這起全國首例瀕危野生動物保護預防性公益訴訟——云南綠孔雀棲息地保護案,二審在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

這場歷時3年多的拉鋸戰(zhàn),即將迎來終審判決結果。

今年3月20日,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做出一審判決:被告中國水電顧問集團新平開發(fā)有限公司(簡稱“新平公司”)立即停止基于現(xiàn)有環(huán)境影響評價下的水電站建設項目。

原告、被告均不服從判決,相繼提起上訴。

原告北京市朝陽區(qū)自然之友環(huán)境研究所(簡稱“自然之友”)上訴要求,判令戛灑江一級水電站永久停止建設,徹底消除對綠孔雀等珍稀物種生存的重大風險。

從水電站淹沒區(qū)到綠孔雀棲息地,折射出地方經濟發(fā)展與生態(tài)文明建設之間的沖突,而如何在博弈中尋找平衡點,確實值得人們深思。

舍不得退還的“巨額”補償款

8月7日上午,記者來到新平縣水塘鎮(zhèn)附近的水電站壩址,可見對岸山腳下已建成的導流洞口,幾臺機械設備散落在工地上。沿著雜草沒膝的江岸,包裹著石塊的石籠網一字碼開。

按照水電站最初規(guī)劃,首臺機組今年8月運行發(fā)電,蓄水后將淹沒新平縣和雙柏縣部分河谷地帶。

3年前,一樁以保護綠孔雀為由的環(huán)境公益訴訟,引起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迫使水電站建設戛然而止。

“淹沒區(qū)涉及者竜鄉(xiāng)3個村委會,2400多萬元土地補償款,在村里戶頭上放了3個月,去年5月就退回去了。”者竜鄉(xiāng)黨委書記祁蕓告訴記者。

按當時補償標準,李興貴家可以分到20萬元,相比種烤煙和核桃2萬多元的年收入,無疑是一筆“巨款”。他10年前蓋房欠下10萬元惠農貸款,如今每到3年還款期,還要找親朋湊錢先還后貸,一直這樣挪騰循環(huán)。

“年紀大了,又沒技術,出去打工沒人要”,老婆在一旁插話道,村里經濟條件都差不多,“一家也不富”。

新平縣發(fā)改局局長王定周介紹,戛灑江一級水電站核準動態(tài)總投資38.87億元,“新平公司”通過發(fā)改部門監(jiān)控的賬戶,已累計完成投資12.25億元。其中,征地移民補償費為1.92億元。

截至2017年7月末,全縣累計完成淹沒區(qū)與樞紐工程區(qū)土地征收征用協(xié)議簽訂,分別為8279.21畝與2000余畝,移民搬遷安置2戶9人。

“當時,老百姓已經同意了。由于資金沒補到位,只能邊簽約邊征地,一步步推進。”發(fā)改局水庫移民辦主任徐春文說。

據(jù)“新平公司”副總經理趙興有透露,2017年8月水電站停建后,涉及玉溪和楚雄兩市州的征地補償款,已分別凍結9000萬元和8000萬元。

另有1900萬元補償款,已經發(fā)到當?shù)乩相l(xiāng)手里,“從保護國有資產角度,這筆錢肯定要追討。當然,對實際占用或破壞的土地,該補償還要補償。”趙興有說。

因交通條件落后,李興貴出村一趟動輒數(shù)小時車程,家家摩托車成了標配。村民家女兒多往外嫁,媳婦卻很難娶進來。

這兩年,由于市場不景氣,種核桃有時連工錢都收不回來,鄉(xiāng)里考慮引進深加工企業(yè)。“這里太偏遠了,物流成本特別高。”祁蕓說。

“外地人說起云南,就是山清水秀好風光,可我們這里缺水,一年比一年干燥。既要保護好生態(tài),也得考慮人的生活。”在向陽村村委會辦公室,村支書謝興貴向記者感慨道。

當?shù)貛孜桓刹繃黄穑咦彀松嗟亓闹臁S腥さ氖牵掝}中的主角綠孔雀,他們竟沒有一個人見過。

已經10多年沒見過綠孔雀的李興貴回憶說,“這家伙特別精,稍有動靜就飛得遠遠的,不來人住的地方。”

與這些不知蹤影的綠孔雀相比,守著大山過慣窮日子的村民,似乎更看重眼前的“巨額”補償款。

“錢退回去的時候,確實舍不得。村民有錢日子好過了,我也好過了。”謝興貴坦言。

撲朔迷離的綠孔雀種群數(shù)量

從向陽村到綠孔雀棲息地河灘,不過才18公里路途,越野車卻跑了將近兩個小時。蜿蜒曲折的盤山公路,幾十米就一個大拐彎,車窗外山高谷深,向下望去令人膽戰(zhàn)心驚。

渾濁發(fā)紅的紅河水,一路冠以禮社江、石羊江之名,經楚雄州雙柏縣流入玉溪市新平縣,與支流綠汁江交匯后稱戛灑江。

在半山腰的林業(yè)管護站,一位身穿迷彩服的護林員,從路邊崗亭走出來,示意來人做登記,路旁豎立著保護綠孔雀和國家Ⅰ級重點保護植物陳氏蘇鐵的警示牌。

記者終于到達一處開闊的河灘,砂石縫隙間長滿雜草,周邊林草沒有被破壞的痕跡。

往上游走數(shù)十米,可見清澈的小江河,流入紅色的石羊江,交匯處涇渭分明。

“這片區(qū)域安放了30多個紅外相機,覆蓋約1000畝林地,一般在傍晚能拍到綠孔雀。”者竜鄉(xiāng)林業(yè)管理員王開明,指著小江河右岸的一片山林說,綠孔雀喜歡在大樹上睡覺,下到河灘主要是玩耍、找水喝。

據(jù)新平縣林草局資源管理與防護股股長李永明介紹,從2017年開始,省里批下來數(shù)十萬元專項資金,安裝106臺紅外線相機,由中科院昆明動物研究所(簡稱“昆明動物所”)提供支持,開展綠孔雀棲息地科研調查。

“通過兩年半紅外監(jiān)測影像分析,專家稱發(fā)現(xiàn)有小孔雀出沒,說明種群在繁衍,但現(xiàn)在還不清楚,這一帶有多少只綠孔雀。”李永明告訴記者。

小江河對岸雙柏縣的大幅告示牌上,寫著“您已進入恐龍河保護區(qū)……禁止違法捕獵野生動物、破壞野生動物棲息地”,表明這里屬于玉溪與楚雄兩市州的交界地帶。

該案一審判決書載明,綠孔雀主要活動在恐龍河自然保護區(qū)低海拔區(qū)域,數(shù)量50-70只。

戛灑江一級水電站總裝機容量27萬千瓦,蓄水水位675米。“恐龍河保護區(qū)界限調整為680米以上,高出電站水位5米,但建好后仍會淹沒一部分綠孔雀棲息地。”玉溪市生態(tài)環(huán)境局新平分局局長張誠民說。

隨著該水電站被叫停,雙柏縣因調整保護區(qū)界限,部分人員受到問責處理,原股級保護區(qū)卻由此升格為正科級。

綠孔雀是我國本土的原生孔雀,曾遍布西南多省,漢樂府詩“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所寫即為綠孔雀。從唐朝銅鏡、宋代瓷器到明清官服,均有綠孔雀的元素。

李永明告訴記者,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綠孔雀在全縣都有分布,主要生活在半山上。

徐春文認為,“以前農民在高海拔種地填不飽肚子,就改到低海拔的地方種,并到山下四處放牧,把綠孔雀棲息地壓縮了”。

歷史上,人類農業(yè)活動一直威脅綠孔雀的棲息地。隨著農民改種甘蔗、柑橘等作物,綠孔雀食物逐漸減少,加上捕獵與用農藥包衣種子,綠孔雀慘遭獵殺毒殺,棲息地生境不斷消失。

根據(jù)“昆明動物所”1991年至1993年的調查結果,綠孔雀僅現(xiàn)于云南西部、中部和南部,野生種群數(shù)量約為800-1100只。北京動物園滑榮等人在2015年至2017年的調查中提及,我國現(xiàn)存野生綠孔雀種群數(shù)量約為235-280只。

而公開資料多引述的“不足500只”說法,則來自“昆明動物所”等單位2014年至2017年的調查。由于數(shù)量瀕危,野生綠孔雀被列為我國Ⅰ級國家重點保護動物。

傳言比大熊貓還稀有的野生綠孔雀種群,到底數(shù)量多少,顯得有些撲朔迷離。就連曾拍攝到綠孔雀和發(fā)現(xiàn)其蹤跡的環(huán)保人士,也對其種群數(shù)量說法不一。

生態(tài)保護能預防就不去追懲

2013年底,一次綠汁江河谷季雨林調查,讓顧伯健成了綠孔雀生存危機的“吹哨人”。

這位中科院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研究生,留心到當?shù)乩相l(xiāng)頻繁提及的綠孔雀和計劃建設的水電站。

“由于半山適宜蓋房耕作,綠孔雀棲息地被壓縮到河谷地帶。水電站一旦建起來,就把棲息地淹沒了。”顧伯健曾為此多方反映,但收效甚微。

直到2017年3月,此事引起云南野生動物攝影師奚志農的注意。“云南人印象中孔雀很普遍,連我這個野生動物攝影師都是這種感覺。”雖說早在2000年,他也曾拍到過綠孔雀,卻沒引起過多關注。

“忽視綠孔雀這么多年了,感覺自己非常失職,只能努力彌補。”他開始四下呼吁,保護綠孔雀“最后一片完整棲息地”,并聯(lián)合“自然之友”等環(huán)保組織,給當時的環(huán)境保護部發(fā)出停建水電站的緊急建議函。

期間,由新華社記者采寫的兩篇報道,引起了中央高層的重視。

同年7月,“自然之友”提起環(huán)境民事公益訴訟,以水電站建設將淹沒綠孔雀棲息地為由,把“新平公司”、總承包方及受托編制環(huán)評單位中國電建集團昆明勘測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告上法庭。

此外,由于在水電站環(huán)評審批時,淹沒區(qū)內的陳氏蘇鐵,尚未被列入世界蘇鐵名錄。環(huán)評既未對其進行評價,也未采取保護性措施,因此成為案件爭議焦點之一。

在“自然之友”總干事張伯駒看來,“環(huán)評手續(xù)該蓋的章都蓋了,但珍稀物種竟沒引起重視,屬于重大疏漏。”

“綠孔雀案的標志性意義在于,突破了有損害才有救濟的傳統(tǒng)理念,過去這類訴訟幾乎都是事后,這次提升至事中甚至事前,可以減少或避免生態(tài)環(huán)境遭受損害。”在北京北三環(huán)外的華龍大廈辦公室里,張伯駒告訴記者。

“生態(tài)系統(tǒng)一旦遭到破壞,往往是不可逆的,重要生物可能區(qū)域性滅絕。賠償幾億甚至幾十億,也無法恢復以前的樣子。要治病于未病,能預防就不去追懲。”張伯駒說。

1984年出生的張伯駒,回憶自己剛工作時,眼見一片森林被砍伐,在現(xiàn)場哭一場,卻解決不了現(xiàn)實問題,無力感很強。

有段時間,他曾辭職去讀書,希望從公共政策角度看待環(huán)境問題。

“解決問題不只是用對抗的方式,環(huán)境問題本質是公共物品的管理,從經濟學角度來看,如何通過多方有效博弈,盡量把外部負面問題最小化。”張伯駒說。

從有爭議的環(huán)評報告,到沉默的專家群體,從慷慨激昂的環(huán)保人士,到措辭謹慎的地方官員,人們圍繞“云南綠孔雀案”的不同態(tài)度,呈現(xiàn)出多元的利益訴求。

聊起吃水問題,李興貴指著平房上的水塔對記者說,水是從26公里外的哀牢山引過來的,“這10年天氣太干燥了”。

“村民只能種烤煙等抗旱作物,如果水電站建起來,取水更方便,土地利用率會提高,氣候也會濕潤些,能給群眾帶來好處。”祁蕓說。

對于人口不足30萬,以采礦、冶煉為主要產業(yè)的新平縣,這樣的大型項目對縣域經濟發(fā)展同樣重要。“新平沒什么出口產業(yè),消費人口基數(shù)小,經濟不發(fā)達,主要靠投資拉動。”一位當?shù)馗刹刻寡浴?/p>

王定周初步估計,受益于水電站的老百姓,光新平就不少于5萬人。

“個人角度看,水電站利大于弊,能解決下游防洪、農灌、飲水問題,周邊村民可以發(fā)展種植、養(yǎng)殖。”據(jù)王定周介紹,戛灑江水電站已在新平上繳耕地占用稅、植被恢復費共3.8億元。

即使工程下馬善后也很棘手

日前,記者來到新平縣水塘鎮(zhèn),在臨街一棟外墻無標識的樓房,找到“新平公司”的辦公場所。附近的超市老板說,平時樓里還有人進出。

不遠處的嘉誠酒店3層外墻上,還掛著“中國水利水電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的橫幅。資料顯示,這家公司曾簽約戛灑江一級水電站建設項目。

“他們退租2個月了。公司人多的時候,租了六七間房辦公,現(xiàn)在里面都空著。”嘉誠酒店女老板說。

2018年,云南省發(fā)布生態(tài)保護紅線,覆蓋水電站淹沒區(qū)大部分區(qū)域。“生態(tài)紅線是不可調的,這個項目往下建設的可能性,幾乎沒有了。”趙興有說。

戛灑江一級水電站早在2006年就已立項,此后經國家與省級相關部門層層審批,直到2016年導流洞工程開工。

據(jù)王定周透露,早在上世紀90年代,新平縣就在戛灑江規(guī)劃了3個梯級水電站,其中兩座因種種原因取消。

過去,為保障電力供應和西電東送,云南加快小水電開發(fā)。新平縣有1江32條河的水能資源,陸續(xù)建起20多座小水電站。

“云南生物多樣性太豐富了,隨便砍一片樹林都是好地方,開發(fā)時很容易造成生態(tài)破壞。”張伯駒說。

一審中,“新平公司”辯稱:“水電站極有可能無法繼續(xù)建設,因此原告起訴的前提不復存在。”

張伯駒向記者透露,對方在二審中仍堅持這個意見,“但拿不出事實證據(jù),也沒有提供劃入生態(tài)紅線的相關行政文件,聲稱無法建設是大概率事件。”

對此,張誠民向記者解釋說:“生態(tài)保護紅線由原來環(huán)保部門主導,現(xiàn)在移交給自然資源部,當時生態(tài)紅線的評估調整,要出臺具體的管理辦法,包括正面準入清單和負面清單。目前,紅線內哪些能干,哪些不能干?很多管理內容還需要進一步明確。”

張伯駒認為,“如果真的證明沒法建了,敗訴我們也認。不能口頭說,沒有任何事實支撐,就讓我們撤訴或判敗訴。”

在他看來,如果水電站能永久停工,對綠孔雀棲息地的影響沒那么大,“畢竟還沒做大江截留,也沒做清庫蓄水。”這正是預防性公益訴訟對生態(tài)環(huán)境事前救濟的價值所在。

如今,這座“等待二審判決”的水電站,已陷入進退兩難的窘境。“即使不干了,還有一堆善后的事務要處理,后續(xù)工作很棘手。”徐春文感慨道,項目停建后,占用的672畝土地要復墾給農戶。

“租的臨時用地,租金已經付了,還要復墾。但山坡不可能恢復原樣,比如租了50畝,復墾可能變成40畝了,現(xiàn)在都成了遺留問題。”王定周說。

還有項目停建后,水庫下游的防洪安全等級驟降,部分擬規(guī)劃的開發(fā)項目無法按規(guī)劃實施,下游的種植養(yǎng)殖業(yè)發(fā)展將受到制約。

趙興有介紹,當初公司向建行貸款7.6億元,停工3年,光利息還了1.9億元,現(xiàn)在建行要求公司連本帶息一次還清,“公司虧損巨大!”

“水電站項目立項在前,劃生態(tài)紅線在后,企業(yè)也很難,希望當?shù)卣С侄愘M返還。”趙興有說。

“現(xiàn)在,云南省已經下發(fā)文件,工程項目要先做生物多樣性評價,再來做環(huán)評。”張誠民告訴記者。

如今,水電站壩址尷尬地矗立于山谷間,無論最終判決結果如何,損失都已無法避免。要么棲息地被淹沒,綠孔雀失去家園;要么水電站永久停建,數(shù)億元的前期工程投入打了水漂。

然而,此案引發(fā)的環(huán)評質量與手續(xù)審批、重大項目投資的風險控制、不同發(fā)展階段的利益博弈等多方面問題,值得人們反思。(劉荒、完顏文豪、龐明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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