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jīng)在各大洲成為一種象征”

新中國成立后，隨著中國共產(chǎn)黨和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外國學者對長征產(chǎn)生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出版了一系列專著。西方世界最早的長征著作，是由法國哲學家布瓦1957年出版的《長征》。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隨著中國與西方關系迅速升溫，大量著作開始出版，塔頓的《毛的長征歷險記》、埃德蒙茲的《毛澤東的長征：人類大無畏精神的史詩》、溫徹斯特的《毛的足跡》、弗里茨的《中國的長征：危險的6000英里》；1963年，日本學者岡本隆三出版了《長征——中國革命進行考驗的記錄》，隨后他又出版了《中國革命長征史》和《長征秘話》等著作。蘇聯(lián)學者西基梁斯卡婭和尤里耶夫分別于1962年和1986年出版了《中國紅軍的長征》兩本同名的著述。上世紀90年代，西方學界又陸續(xù)推出了美籍華人學者楊炳章的《從革命到政治：長征與毛澤東的崛起》，日本賓戶寬的《中國紅軍——困難與險峻的二萬五千里》以及法國迪皮伊的《毛澤東領導的長征》等著作。

迪克·威爾遜是知名中國問題學者，曾任《中國季刊》主編，他出版了《長征：中國共產(chǎn)黨求生存的史詩》和《毛澤東的長征》等兩本著作。在《史詩》一書中，威爾遜不滿足于前人以新聞紀實的方式簡單記錄和描述長征，他從歷史性、傳奇性和象征性這三個方面對長征進行了研究，他強調長征是“生存的史詩”，是“中國人民重要的精神財富”，他站在人類精神的高度講：“長征已經(jīng)在各大洲成為一種象征，人類只要有決心和毅力就能達到自己的目的?！?/p>

1984年春，讀了《西行漫記》而“被長征的重大歷史意義所吸引”的美國作家哈里森·索爾茲伯里偕夫人夏洛特沿紅軍長征路線進行了采訪，并完成了《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索爾茲伯里不顧年邁體衰，心臟病發(fā)，堅持從瑞金走到吳起鎮(zhèn)，行程11500多公里，他認為：“只有走過了這樣的路程，只有吃過這樣的苦，才能理解紅軍長征的偉大?！?同時，他還訪問了參加過長征的黨政軍領導人和許多紅軍老戰(zhàn)士。和許多作者一樣，他盛贊長征在人類歷史中的巨大意義，“人類有文字記載以來最令人振奮的大無畏事跡”，長征“是一次充滿了集體英雄主義、獻身精神和希望的舉世無雙的行動”。在書中，他還闡述了許多自己的深刻洞見。對長征在革命年代的價值，他寫道：“長征是一篇史詩。這不僅是因為淳樸的戰(zhàn)士及其指揮員們所體現(xiàn)的英雄主義精神，還因為長征實際上成了中國革命的熔爐?！彼鳡柶澆锩翡J地觀察到了長征精神在中國改革開放這一“新長征”中的重要價值，“長征體現(xiàn)了勇氣、毅力、智慧和艱苦奮斗，這和中國現(xiàn)在的現(xiàn)代化過程所需的勇氣、毅力、智慧和艱苦奮斗的精神相同，因為兩者都為一個共同的目標奉獻。” 他告訴世界，長征“所表現(xiàn)的英雄主義精神激勵著一個有11億人口的民族，使中國朝著一個無人能夠預言的未來前進。”

和索爾茲伯里的相識“最終促使”楊炳章下決心研究長征。1990年，他在美國出版了《從革命到政治：長征與毛澤東的崛起》，這本書被認為是“一本嚴謹?shù)摹⑷嫜芯块L征”的學術性專著，通過“革命理想主義”和“政治現(xiàn)實主義”的模式來解釋，長征途中中國共產(chǎn)黨“在地域和戰(zhàn)略上的關鍵性轉變”。作者基于地緣政治的視角研究長征，他指出：長征是共產(chǎn)主義運動“從中南地區(qū)到大西北的一個必要的總體轉移”，從此，中共進入了“中國的政治舞臺的中心”，同時，華北、西北“沒有被觸動過”的鄉(xiāng)村社會，也為中共“保留了一種高度的政治潛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