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的達爾文繪制的第一幅進化樹草圖。
被中國誤讀的《物種起源》
盡管達爾文乘坐的小獵犬號在歷時5年的航海中從未到過中國，但這個遙遠的國度對他始終“禮遇有加”。
人們樂于找出達爾文學說中的中國元素。在一篇題為《達爾文的中國緣》的文章中，作者為《物種起源》中提到的竹子、牡丹和《人類的由來及性選擇》中引用的康熙手記而雀躍：“看，達爾文思想的誕生，曾經(jīng)受到中國的啟發(fā)。”
更為豐厚的饋贈來自公眾對進化論居高不下的支持率。英國文化協(xié)會的最新調(diào)查顯示，在來自10個國家的超過一萬個受訪對象中，堅信“物種由自然選擇而非神定”的人只有在中國超過半數(shù)，達67%，在美國這一比例僅為13%，即便在達爾文的故鄉(xiāng)英國，持這一觀點的受訪者也不到4成。
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副所長周忠和對這些數(shù)據(jù)并不樂觀。11月24日，是達爾文首次提出“演化論”的著作《物種起源》發(fā)表150周年紀念日。前一天，中國古動物館舉辦特別活動慶祝。在慶?；顒由希苤液驼f達爾文對中國的影響實際上來自“社會達爾文主義”，而“達爾文的本意并非如此”。
物競天擇就是弱肉強食？
從7月開始，段苒一直忙于“永遠的達爾文”巡回展映。這位英國使館文化教育處的工作人員，負責這個全球項目中國區(qū)的活動。她聯(lián)系專家，組織活動，奔波于重慶、上海、東莞、北京等地，小姑娘覺得挺累。
但更吃力的在于，段苒本是文科生，對達爾文只是久仰大名，刻板印象還停留在中學課本上的“物競天擇”。她承認，自己曾經(jīng)認為“物競天擇”的內(nèi)涵就是“弱肉強食”。
并不是只有段苒有這種想法。在巡展的紀錄片放映廳外，記者隨機詢問了5名前來觀看達爾文生平紀錄片的學生，除了一名北京大學生命科學院的大三學生外，其余都略帶猶豫地贊同“物競天擇說白了就是弱肉強食”的觀點。
這正是引發(fā)周忠和感慨的重要原因。經(jīng)常在野外和化石打交道的周忠和，從自己的專業(yè)角度闡釋了他眼中的“物競天擇”：“達爾文的原文是自然選擇，不能簡單將其理解為競爭。”
“自然選擇有時候就是碰運氣?！痹谥苤液涂磥?，足夠強大的恐龍因環(huán)境的劇烈變化而滅絕，相對弱小的哺乳動物才有機會得以逐漸繁盛。
除此之外，弱肉強食也無法解釋生物多樣性。在對大巴克蘭德草甸的考察中，達爾文發(fā)現(xiàn)了142個物種，在達爾文居住的達溫莊園附近，白堊油田和堤岸環(huán)繞，在那兒，每平方米都生存著超過40個物種。
達爾文認為，如果每個物種都能發(fā)揮其自身特性，那么每平方米就能存活更多生命。一個用于佐證的簡單例子是，植物根部的長度不同，它們就能吸收同一塊土地下不同深度的營養(yǎng)。
事實上，最初達爾文也是對物種持等級觀念。直到對一種極為常見的生物進行深入觀察后，他摒棄了這一想法。
從1846年開始，他花了整整8年的時間專注于對藤壺的研究。這種甲殼綱動物的捕食動作如張開羽翼般輕盈優(yōu)美，由于每年只制造一次卵子，藤壺的雄性生殖器是身體的數(shù)倍長，能精準地跨越4~5個藤壺的距離進行交配。
達爾文震驚于簡單生物背后的復雜性。在早期發(fā)表的對藤壺的研究報告中，他不止一次地提到“我們必須拋棄那些高等動物或低等動物的念頭”，因為“那些‘低等動物’往往非常復雜，它們?yōu)檫m應環(huán)境所作出的努力簡直令人著迷”。
令人感到遺憾的是，這些有關達爾文《物種起源》的細節(jié)，往往隱匿在嚴復翻譯的《天演論》背后。《天演論》實際上是嚴復在“民族存亡的關頭”，借赫胥黎和達爾文之口，宣揚斯賓塞的“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毛澤東有可能也誤讀了達爾文
“如果真的要說達爾文的學說能和某個社會學理論相呼應，我覺得那更像是亞當·斯密的經(jīng)濟學理論?！泵绹匀粴v史博物館大衛(wèi)·科恩教授這樣解釋達爾文對生物多樣性的分析。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第一章即為“論分工”。這個“現(xiàn)代經(jīng)濟學之父”用整個章節(jié)論述了分工越細，效率越高的觀點。“一開始，人們又制造弓箭，又狩獵，后來，身強力壯的人負責狩獵，技術更好的人則專門制造弓箭?！笨贫餮a充道，“這就像維多利亞時期的工廠體系，紡紗、織布，各司其職。”
可惜在公眾的印象中，達爾文的進化論學說永遠躲藏在社會達爾文主義背后。這其中的誤讀者恐怕也包括毛澤東。
達爾文的第五代孫蘭道·基恩斯回憶道，上世紀70年代，英國首相希思訪華前曾找到他的父親，希望他提供一本達爾文的著作以送給中國的主席，因為“據(jù)希思打聽，毛主席曾經(jīng)很喜歡達爾文，每提起他都興致勃勃”。
然而，盡管讀過達爾文的《物種起源》，毛澤東在讀書筆記中屢屢提及的著作，卻是嚴譯赫胥黎的《天演論》。從讀書筆記中可以看出，毛澤東自《天演論》中習得的觀念，除了自然造物的無神論，還有“在斗爭中求生存”，這顯然脫胎于社會達爾文主義。
或許，希思首相和基恩斯的父親并不了解這一點。他們最終選擇的禮物是一本達爾文《人類的由來及性選擇》初印本。這本書在《物種起源》面世12年之后出版，將演化論用于人類學的研究，并提出“人猿同祖”的觀點，是解開人類起源之謎的經(jīng)典著作。
不過，毛澤東還是很喜歡這份禮物。令基恩斯感到自豪的是，作為對父親禮物的回贈，“倫敦動物園有了一對大熊貓”。
“強者就能生存，落后就要挨打，危難重重的中國當時確實需要這種觀點?！敝苤液偷脑挷粺o中肯，但同時表示這些觀點都與達爾文的《物種起源》關系不大，甚至相悖。
據(jù)說，嚴謹?shù)膶W者喜歡用“演化”一詞來代替“進化”，因為演化本無所謂進還是退。在自然生存法則面前，進和退都不失為一種好選擇，“許多化石可以證明，生物演化并沒有目的性，并不存在從低等到高等的規(guī)律”。
“演化的真諦是變異和自然選擇?！敝苤液蛷娬{(diào)這并無優(yōu)劣之分，只是環(huán)境差異和偶然機遇導致了成功和失敗，“莫以成敗論英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