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14日，中國科學院院士楊玉良被任命為復旦大學校長。本文是2月24日，他上任一個多月后在全校黨政負責干部大會上的講話。
大學精神比有多少院士、多少博導、多少SCI文章、文章引用率多少、得獎數(shù)多少……更重要
今天是本學期第一次黨政干部大會，也是我到任后的第一次干部會議。原本今天是要我向大家布置2009年度的行政工作要點，但《工作要點》已經(jīng)下發(fā)給各單位，我沒有必要在這里拿腔拿調地念一遍，我相信大家回去后會認真閱讀，具體落實。
因此，我突然決定要換一種方式，一來不想使大家覺得“又是老一套”，二來想在這里說一點我自己想說的話。
我到任才剛進入第六周，要說一些所謂的“施政綱領”那是無稽之談。最近一段時間，我找了學校的一些教授(主要是人文社科的教授)，聽聽他們到底有些什么想法。
我深怕職能部處給我留下一些先入為主的意見，因此在座的職能部處的干部我大多還沒找。在與教授們的交談中，我學到了不少東西，也有一些感受，談出來求教各位。
作為一個大學校長，他的知識結構極其重要。有些專著上說，大學校長必須是一個通才。然而，專才容易，通才難得。所以，我的壓力大家可以理解。
從我的背景來看，我是一個高分子化學家，這點知識是非常有限的。其次，像我這樣的科學家有一個習慣，比較喜歡用邏輯的辦法來看問題，但是現(xiàn)實告訴我這個世界又不全是邏輯。
所以我在稿子的頁邊上寫了一句話：“避免完全用一個科學家的眼光來看這個世界，或者說來看這所學校。”但是要改變這個思維方式確實很難，說實話我也只能力圖改變。
在座各位都知道，復旦大學從陳望道校長離任以來，已經(jīng)有32年都是理科的人來當校長。我們不去分析為什么老是由理科的人任校長。北大的陳平原教授有過一句話：道理很簡單，因為現(xiàn)在都要用院士，但是人文及社會科學沒有評院士。
我在回復旦任校長前，北大有一位退下來的副校長跟我講，復旦大學是一所有非常深厚的人文社科底蘊的大學，你這個校長當?shù)贸晒εc否，很大程度上是取決于人文社科的教授對你的接受、認可程度。說句實話，我聽了以后出了一身冷汗，因為人文社科不是我的長處。
我一想也有道理，人文社科是我國現(xiàn)階段發(fā)展的關鍵學科，因為它關乎人的精神。而且，教育學就屬于哲學的范疇。我經(jīng)常自嘲，別人有時也這么評價，我只是有點知識，但是沒有文化，也不懂管理，主要只有自己專業(yè)領域的知識。所以，讓我扛著復旦大學校長的名頭，這個壓力是可以想象的。
所以，對我來講唯一的辦法就是學習，向實踐學習，向大家學習，向教授們學習，向書本學習。我學習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力圖用另外一種眼光來看這所學校，而不是完全用科學家非常邏輯的眼光。
換言之，我們能否不只是簡單看一個學校有多少院士、多少博導、多少SCI文章、文章引用率多少、得獎數(shù)多少……我不是說這些不重要，而是能不能把這些所謂的“指標”先撇開，然后再看看這個學校到底應該是什么樣的一個學校。
什么是大學的文化？她就承載于一些名師們的傳說和軼事當中
看一所學校，尤其對于一所名牌大學來說，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有歷史感。要看出復旦是一所活生生的、有文化底蘊的復旦，這是我所期望的。
在國務院學位辦工作的這些年，我走了很多學校，但是我感覺在大學文化的堅守上，或者說是精神和使命的堅守上普遍有所缺失。
我最近在讀余英時的《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序言里有這樣一句話：“文化的價值雖然起源于一個民族的共同的生活方式中，但必須經(jīng)過系統(tǒng)的整理、提煉、闡明，然后才能形成一套基本的規(guī)范，反過來在這個民族的精神生活當中發(fā)生了引導作用。這一整理、提煉、闡明的重大任務，就中國傳統(tǒng)而言，一直是由‘士’承擔著的?！币粋€民族的文化尚且如此，那么現(xiàn)在知識分子集中在大學里，大學的文化當然是由我們在座的、不在座的和已經(jīng)畢業(yè)的所有成員來共同塑造、整理、提升的。
春節(jié)團拜會時，我曾引用過北大前校長許智宏先生在離任時的演講。他說：“什么是大學的文化，她就承載于一些名師們的傳說和軼事當中。”所以我想，一所好大學必須有讓學生感到自豪的“名師文化”。
那天我也發(fā)了感慨，覺得我們復旦大學的教師寫有關各學科名師的一些追憶類文章比較少。但我相信，當學生們在傳誦這些名師們的傳奇故事時，就會透射出那種讓人感動、激越、開懷并且已經(jīng)升華了的大學文化，這種文化是靠學校的每個成員，包括校友們共同傳誦的。它對每個學生起著潛在的精神引導作用，其效果往往超過刻板的、一本正經(jīng)的“大事記”或者“校史”。
另一個重要的特征就是，最容易被傳誦的名師大多是人文社科的教授，有人總結認為是因為文科的教師和學生比較善于舞文弄墨。正因為這樣，我覺得人文社科的教授們的學問、才氣、情懷和他們的一言一行，以及他們流傳下來經(jīng)過“歪曲”和“添油加醋”的故事，對這所學校的精神和傳統(tǒng)文化的延續(xù)是極其重要的。在傳播這些老師的故事時，敘事者的“歪曲”和“添油加醋”恰恰是反映了他們心目中的“大學精神”。
這些傳誦實際上是反映了這所學校的學術和文化環(huán)境，敘事者注入了自己的情感。比如說我們在讀望道等老校長的傳記的時候，判斷這份傳記寫得好不好的標準就是作者是否傾注了全部的情感。
名師們的故事傳誦過程，套用余英時先生的話就是一個提煉、整理的過程，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套學校學習、工作和生活的規(guī)范，并在大學師生的精神生活中發(fā)生引導作用。正因如此，我才會說，人文社科的學者形成的一種共同的生活方式，在復旦精神的傳承和發(fā)揚過程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無論是頹廢的，還是積極向上的，無論是相互合作的，還是互相攻訐的，呆板的還是幽默的等等，都將改變或者延續(xù)學校的文化。我這里不是說其他門類，如醫(yī)科和理科，就不會傳誦精神與文化，但人文社科確實有其特別重要的功用。
既然如此，令我有點傷感的是現(xiàn)今復旦大學有些院系及其名師的故事還能否有人繼續(xù)傳誦？一些學生和年輕教師對本系的發(fā)展史、本學科的發(fā)展史及其歷史上的名師的故事知道多少……大家要千萬注意這一點，這實際上是我們學校發(fā)展的文化命脈。我們可以讓一個本科生去參觀校史館從而能記住一些事件的時間節(jié)點，但是那些都不是活生生的內容。幾十年前和當前的名師故事沒有人傳誦，無人整理，都沒有留下來。這是非?？膳碌?。
這個建設是非常重要的，千萬不要小看，因為這關乎復旦精神的發(fā)揚和傳承。我曾經(jīng)說過，有深厚文化底蘊的大學，如果把這方面工作做得很好的話，那么這所大學的每一面墻壁、每一草一木都將散發(fā)著育人的氣息，年輕學子人人都會夢想成為復旦大學的一員。
一旦進入其中，一種自豪感就會油然而生，并且由此激發(fā)出對人類、對社會、對國家、對學校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這所大學也就成為了曾經(jīng)在其中生活、學習過的每一個校友的終身的精神家園。我們也就能夠理解，校慶時很多老校友走路都很困難了，還坐著輪椅或者拄著拐杖，顫顫巍巍地回母?？纯?。
校慶時如果對返校校友的年齡作一個統(tǒng)計，哪個年齡段的校友最多，那他們大學時必定是“文化精神”的佳期。反之，復旦大學則成為他們的“傷心之地”，而不愿回首，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只有具有厚重文化底蘊的學校，借其巨大的文化力量，才能使校外的英才寧到此來做“鳳尾”，期盼著成為其中的一員。
我從來不相信物質的東西能主導一切，因為優(yōu)秀的學者是有自己的追求的。所以這方面的建設雖然說是軟的，但是實際上比我們多一篇所謂的SCI文章、甚至是所謂Nature、Science的文章重要得多。這里，我沒有任何貶低Nature、 Science的意思，而只是說還有比它更重要的一種東西。
大學天生是一面永遠高揚的道德旗幟，其中的優(yōu)秀成員必須是道德的楷模
那么我們的教授和學者們究竟應該向后輩傳遞一種什么東西？
首先，我覺得大學天生是一面永遠高揚的道德旗幟，其中的優(yōu)秀成員必須是道德的楷模。大學不僅需要“學問”，更需要“道德”和“精神”。這些年大學的道德和精神是有點缺失，有些學者身上出了不少怪事。道德敗壞的學者是大學的污點，這一點毫無疑問。這讓我想起魯迅先生曾經(jīng)諷刺過那些學術做得不錯但道德水準不高的學者為“才子+流氓”。這樣的人沒有責任感和使命感，我想復旦大學不需要這樣的人。
北大的錢理群教授也有一句話，有些教授做了官以后，就是“帝王氣+流氓”，帝王氣就是唯我獨尊，一切都是我說了算。我們大家都需要警惕這一點。當然，如果我身上有這種壞毛病，希望在座各位能及時向我指出來。
而且，每一個教授的道德操守將影響我們對學生的教育。美國教育家德懷特·艾倫說過：“如果我們使學生變得聰明而未使他們具有道德性的話，那么我們就在為社會創(chuàng)造危害?！蹦敲?，如果教授本身成為危害的話，那我們就創(chuàng)造了危害中的危害！
第二，我覺得大學的學者應該崇尚學術。每一個學者，包括我自己，我們都要拷問一下自己，我們在做科研的時候是否真的是出于自身內在的需求。我完全贊成真正的學者應當堅守“學術本位”，尤其在現(xiàn)今，學術和市場結合越來越緊密，不恰當?shù)恼邔⑹箤W術研究淪為一種完全的商業(yè)行為，其一方面有利于學術的普及和成果轉化(向社會和經(jīng)濟領域)，并反過來成為學術研究的一種新的推動力，但是我們必須警惕學術研究出現(xiàn)完全商業(yè)化的傾向。因為這種傾向會使我們在“考評”一個學者時候容易采用“計件取酬”的方法。
有一位院士跟我說，現(xiàn)在我們似乎都是采用“大寨式”的評工分，發(fā)一篇文章多少分……最后加起來就得到一種“定量”評價。事實上，這是一種學術研究和評價手段的本末倒置。我并不是完全否認這些定量的數(shù)據(jù)，關鍵在于對定量數(shù)據(jù)怎么看，賦予了多少它不應該有的內容，比如說跟學者的地位、收入等過分緊密地聯(lián)系起來等，那就有問題了。
如果這種倒置成為一種制度，即一套非常嚴密的等級式的量化標準和繁瑣而不切實際的“操作程序”，雖然現(xiàn)階段還很難避免，但從長遠來看，將是十分糟糕的，它是一種“學術科舉制度”，其促使少數(shù)人在這種體制下成為沒有學問的“學霸”。
因此，努力追求將自己的研究與當代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保持一種息息相關的聯(lián)系，但同時堅守“學術為本”的思想是十分重要的。換言之，通常情況下，扎實的學術研究才能真正為社會提供高水平的“服務”。任何學科都是如此。在此我想強調的是，我們各級干部和院長系主任包括教師，一定不要為了蠅頭小利，為了多發(fā)點兒獎金，而忘卻了對“學術為本”的堅守?，F(xiàn)今談堅守“學術為本”相當于保持“熱鬧中的寂寞”，但這是非常重要的、可貴的。
第三，大學學者要有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尤其在用“學術”或“知識”換金錢，換官位，騙色……成為可能的情況下，更需要額外提醒。我們教授在課堂上和社會上發(fā)表某種言論時，需要肩負一種社會責任感，不能引起社會的思想混亂。我們通常講有兩條底線，一條是法律底線，一條是政治底線。當然，在校內任何學術問題都可以討論，但是你在課堂上講課或者發(fā)表文章時候，要守住這兩條底線。這個不僅僅是社會主義國家才有。學者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在任何國家都是高度重視的。
大學要多點理想主義，‘雖不能至，卻心向往之’
聽我前面說的這些話，大家馬上就可以感覺到，楊玉良是個理想主義者。我想我是個理想主義者，但是我們大家再想想，復旦的學者包括學生，跟其他的學校比起來，是不是就多那么點“理想主義”呢？這是我們的長處。令人有些沮喪的是，現(xiàn)在“理想主義”這個詞好像就是“不食人間煙火”的代名詞?！袄硐胫髁x”不能遭到如此貶義的理解。從哲學上來講，理想主義帶有彼岸性，你可以盡可能地逼近這個“彼岸”，但是你永遠到達不了“彼岸”。她“雖不能至，卻心向往之?！崩硐胫髁x是“彼岸”的一座燈塔，如果沒有她，就無法照亮“此岸”。關于大學的理想主義告訴了我們心目中的大學“應該”是什么樣子。只有她的存在，我們才能做到堅守“學術為本”，堅守“服務社會”，堅守“服務國家”，堅守我們的道德，這是我們的使命，這就是我心目中未來的“復旦”。
所以，我們大家一起來努力，繼承和弘揚復旦歷史上的優(yōu)秀傳統(tǒng)和精神。就像在我的就職演說中講過，我希望我們有一種崇尚道德、崇尚文化、崇尚學術的精神與文化，堅守使命，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那么復旦的未來一定會更加美麗！（天天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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