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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 勇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武昌起義發(fā)生后，稍有政治頭腦的人都知道戰(zhàn)爭不是最終解決問題的辦法，戰(zhàn)爭只是政治解決無法實現(xiàn)時的一個手段，真正化解這場危機最終所能憑借的還是談判，因而不論從南方的湖北軍政府、革命黨人，還是北方的清廷、北洋系將領及袁世凱等人看，他們在武昌起義發(fā)生后的第一反應都是尋找和談的機會或渠道。大致而言存在著這樣幾個脈絡。
一、湖北軍政府與袁世凱北洋系的談判
1911年10月14日，也即武昌起義之后第四天，清廷啟用下野三年的袁世凱為湖廣總督，督辦剿撫事宜。第二天，負責前往武昌前線進行軍事鎮(zhèn)壓的陸軍部尚書蔭昌在經過彰德府的時候，與袁世凱有一番密談。袁世凱告誡蔭昌，到了前線不要輕舉妄動，不要以為湖北無人，要有武力解決的準備，但也要作好和談的準備。湖北新軍此次所要求的是政治改革，因而必須用政治改革的積極回應方才能化解危機重建秩序。19日，袁世凱委派劉承恩與黎元洪進行聯(lián)絡，商討南北和解的可能性。
劉承恩為湖北襄陽人，畢業(yè)于北洋武備學堂，為袁世凱幕僚隨從。1900年調任湖北，追隨黎元洪。武昌起義發(fā)生后，劉承恩被袁世凱緊急召至河南彰德，囑其利用與黎元洪的關系，居中疏通，尋求和解。袁世凱開了價碼是，他袁某人一定建議朝廷實行立憲，開放黨禁，撤銷皇族內閣，皇族不再干政。袁世凱希望黎元洪做到的是，假如朝廷做到這些了，湖北軍政府就應該撤銷，恢復秩序，重建統(tǒng)一。
獲知袁世凱用意后，劉承恩通過張伯烈將這些意思盡快轉給了黎元洪。稍后，劉承恩又再次、三次寫信給黎元洪說明此意。稍后，親臨前線的袁世凱也親筆修書一封向黎元洪表達善意，希望南方弟兄重回君主立憲軌道。
和平的保障是實力，袁世凱在釋放善意的同時，不忘給湖北新軍一個巨大打擊。11月初，袁世凱在完成各項部署后，讓北洋系主力馮國璋對著武昌三鎮(zhèn)連續(xù)猛攻三天，取得了軍事上的絕對優(yōu)勢。稍后，就讓劉承恩向黎元洪傳話，表示朝廷已經下詔罪己，宣布立憲，開放黨禁，禁止皇族干預國政了，各位的要求都已實現(xiàn)，現(xiàn)在應該重建共識，結束對峙，重建和平。
對于袁世凱扔過來的橄欖枝，黎元洪當然有意接受，只是形勢的急劇變化使黎元洪不愿這樣簡單地接受和解，畢竟在武昌起義影響促動下，獨立的省份越來越多，繼續(xù)維護清廷的政治統(tǒng)治，可能并不那么容易那么簡單。11月7日，黎元洪將此意向前來打探消息的王洪勝作了詳細介紹，王洪勝此時為劉承恩的私人代表。
黎元洪的這個態(tài)度似乎并沒有惹惱袁世凱，因為清廷內部的強硬派并沒有因為獨立省份的增加而愿意讓步，所以，黎元洪和湖北軍政府及各省的強硬態(tài)度其實都是袁世凱所需要的，他需要用這些強硬去對付清廷內部的強硬派。11月11日，在英國公使朱爾典的撮合下，袁世凱的特別代表蔡廷干、劉承恩與黎元洪及湖北軍政府要員舉行了會談，雙方就重回君憲主義的可能性及相關問題進行磋商，黎元洪、黃興等就此向袁世凱實施反間計，第一次提出只要袁世凱反正歸來，一定公舉袁世凱出任新國家的大總統(tǒ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