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2月12日上?！稌r代周報》報道，上海戶籍制度松動，浦東區(qū)先行允許居住證轉辦戶籍。消息引起廣泛的關注。因為上海這個城市的特殊影響力，它的一舉一動都格外引人注目。《時代周報》說：“改革開放30年來，各地對人才明爭暗奪，求賢若渴。此番上海的戶籍新政，能否撬動中國大城市戶籍改革的堅冰，并引發(fā)全國范圍的連鎖效應，已成為這場改革的最大看點?！?/p>
上海此番戶籍制度松動，主要是因為痛感現(xiàn)行戶籍制度已經成為吸納人才的瓶徑。也就是說，上海戶籍政策松動的出發(fā)點，是經濟發(fā)展對人才的需求。上海有上百萬持居住證者，有多少人符合上海所需的“人才”的條件？上海高層曾經提到有關戶籍新政的一些細節(jié)：“比如說轉為上海戶籍，他需要在上海居住若干年，再譬如他在上海參加社會保險，并且依法納稅，具有一定的專業(yè)技能和職稱，當然還有其他條件，比如說沒有不良誠信的記錄和違法行為的記錄……”，由于沒有具體量化，還看不出這個門檻的高低來，但從報道全文看，戶藉松動還是著眼于高端人才。
因此，有人從社會公平角度提出質疑：凡是為城市做出貢獻的人都應當取得市民待遇的回報。如果戶籍政策僅僅惠及少數(shù)高端人才，有失公平。
但是，上海社科院社會發(fā)展研究院院長盧漢龍認為：“中國各地、城市之間發(fā)展程度的差異，導致公共服務的供給水平差異顯著，而人口的流動卻是從公共服務水平低的地區(qū)向高的地區(qū)流動，一旦發(fā)達城市全面放開戶口，其城市的承載能力將面臨嚴峻考驗?！?/p>
于是問題就變成：大城市的戶籍門檻應該有多高？
盧漢龍的觀點，粗看有道理，但聯(lián)系現(xiàn)實看，至少是多慮了。人口從公共服務水平低的地區(qū)向高的地區(qū)流動，受制于很多因素。缺乏在大城市就業(yè)、消費能力的人，就不會到上海來，來了也會離開；更何況還有各種個人的、家庭原因的限制，用不著擔心全國人民都涌到上海來。
另一方面，“凡是為城市做出貢獻的人都應當取得市民待遇的回報”，就城市目前的公共服務能力來看，也不具備這樣的容量。
《時代周報》的報道中有一個陳東升的例子。陳東升在上海打拼了十年，“我每年為上海僅個人所得稅就交了好幾萬，而且我所在行業(yè)是上海目前最需要大力發(fā)展的先進制造業(yè)和高端服務業(yè)”，但是因為“畢業(yè)院校非211”，居住證就不能升級為正式戶籍。報道還說，陳東升所在的上海公司，總共200多人，有80%以上都是新上海人，其中不少人面臨同樣的落戶問題。
城市公共服務在一定時間內，一定程度上滯后于經濟發(fā)展，是可以理解的，沒有錢怎么建醫(yī)院、學校、馬路、公園？但是像陳東升這樣，為城市GDP做了10年的貢獻，上海的公共設施中肯定有他納的稅，還不能享受本地居民待遇，就說不過去了。我國特別是東部沿海地區(qū)經濟騰飛已經多年，再強調公共服務的滯后性已經沒有理由。
每一個城市要吸引外資時，都是很重視投資環(huán)境的，什么稅收優(yōu)惠，什么“三通一平”，從來不會有“滯后”。原因無他，人口太多，你不來別人會來；錢不好找，所以對投資者就要小心伺候。這種思維，也是城市公共服務能力不能與經濟發(fā)展相適應，不能更多、更快地惠及更多人的原因，也是戶籍改革堅冰難以消融的原因。戶籍“門檻”的高度不是實質問題，城市管理是不是“以人為本”才是實質。上海戶籍制度有所松動，是一件好事，希望能夠帶來城市管理理念上的“松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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