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蒙昧時代與中國道路的啟蒙
在對歐洲封建主義的戰(zhàn)爭中，本著開放解放的精神，自由民主話語系統(tǒng)漸漸成熟為偉大的話語系統(tǒng)。這個系統(tǒng)在應付共產黨人的批判中更加成熟壯大。然而，如同羅馬帝國時代獲得了統(tǒng)治地位的基督教，一旦贏得了世界的統(tǒng)治權，這個話語系統(tǒng)就變成了教條，走向了墮落，成為壓迫者的外衣，征服者的武器，把當今世界帶入了政治蒙昧時代。
千年前的西方把世界分成“基督徒和異教徒”的世界，今天的西方把世界分成“民主與專制”的世界?！懊裰髋c專制”的兩分傲慢地高踞于話語權的最頂端，解釋世界上發(fā)生的幾乎一切重要事情，輕浮地為一切重要的事情開同樣的藥方。如果治不好病，他們使被洗腦的人相信，責任永遠不在藥方，而在病人。新的十字軍帶著自詡的道德優(yōu)越感發(fā)動了新的東征，以人權的名義摧殘人權，以自由的名義限制自由，以民主的名義支持專制。他們冒犯了整個伊斯蘭世界，羞辱了斯拉夫世界，也使一部分中國知識界強烈反感。未來的歷史學家們會指出，所謂“反恐”戰(zhàn)爭，非常骯臟，目的是控制戰(zhàn)略要地，掠奪戰(zhàn)略資源。正如雅克·德里達曾經指出的，人類歷史上最大規(guī)模的暴行，都以人性和人道的名義進行。然而，即便認識了這場新十字軍東征的實質，意識形態(tài)依然重要。宗教狂熱點燃了基督徒們參加十字軍的欲望之火，而“自由民主”之類的信仰煽動著今天愚昧或者功利的西方人民，也給受害者帶來了內部的“第五縱隊”，帶來了抵抗運動的自殺。
需要指出，新蒙昧主義在我國已經流毒甚廣了。照著流行的說法，從秦始皇到今天，我國兩千多年都實行“專制”；近六十年的制度則是“集權主義專制”，即最惡劣的一種專制。這種分類一筆勾銷了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一筆勾銷了世界的社會主義運動，一筆勾銷了二十世紀上半期西方發(fā)生的兩次世界大戰(zhàn)，一筆勾銷了二十世紀后半期的民族解放運動，也一筆勾銷了中華民族過去的輝煌和今天的復興。奇怪的是，中國居然有如此多的官員和知識分子把這兩分法奉為圭皋，忽略行政改革，大談特談政體的“根本改革”。我國基本政體缺少“合法性”的說法是怎么變成主流話語的？
如社科院美國研究所的黃平教授所稱，“我國已成功解決了挨打、挨餓問題，現在卻面臨挨罵問題?！蔽镔|不再匱乏，精神卻渙散了，靈魂開始自由地流浪。在現行的黨政體制下，我國取得了舉世公認的輝煌成就。但現行黨政體制卻不僅遭到西方各國指責，而且主要遭遇本國知識界依據西方“自由民主”話語系統(tǒng)進行指責。許多人以為中國不會被“罵”垮，這是淺薄的。因為對政體正當性的自我懷疑，“政治改革”成了我國的正式綱領。“政治改革滯后于經濟改革”不僅是我國知識界的主流認知，而且已經是官方話語的一部分了。對很多掌握話語權的知識分子來說，改革當然不是改良，不是改善行政體制。對他們而言，“政治改革”就是從“專制”改成“民主”，就是拆房子，拆政體。無論是“躍進”地拆，還是“漸進”地拆，目標都是把故宮拆掉建白宮。房子未拆，“政治改革”就沒完成。然而，世界上只有一個白宮，中國的白宮是“假”的，也只可能是假的。假白宮不是解放的標志，而是被真白宮奴役的標志。對西方意識形態(tài)“普世性”的迷信，特別是對競爭型選舉制度的迷信，不僅成了我國知識界主流，而且已經滲透到了我國決策層，開始威脅中國黨政體制的前途。西方把臺灣貼上“民主”標簽，大陸貼上“專制”標簽，毫不奇怪?？稍谖覈蟊姾凸俜矫襟w里，甚至大學課堂里，也已普遍使用這種從西方進口的標簽，自承“專制”。連我國的軍隊也不能免疫。有些高級軍官開始困惑，既然不應為專制政權攻擊民主政權而戰(zhàn)，自己怎能參與收復臺灣之戰(zhàn)？
所有現存的政體都漏洞百出。關于政體的理想不是現實，也永遠不可能替代現實的政體。用自己的政體理想來攻擊他人的現存政體，并不會導致這種理想在他人土地上成為現實，只會削弱他人現存政體的正當性。我國的政體當然有毛病，正如所有現世的政體都有毛病。而且，任何政體，放在鄉(xiāng)村與城市人口對半的我國，放在東西南北巨大差異的我國，都會顯得蒼白。因為許多地理、歷史、文化原因，中華的生存方式從來就是獨特的，中華的政體也向來獨特。中華悠久、復雜、獨特的政治文明，豈是民主和專制兩個政治標簽所能概括！
我國的現存政體當然有毛病。可中國政體比其他政體毛病更多？為什么不肯承認六十年的巨大進步也是在這個政體下獲得的？沒有戰(zhàn)爭和占領，能有美國？拆了故宮建白宮，就會把我們變成美國，這難道不是當初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臆想？有病需要服藥并不等于需要服毒自殺。蘇聯(lián)的對手就是這樣誘導蘇聯(lián)自殺了，通過沒有硝煙的意識形態(tài)戰(zhàn)爭，通過蘇聯(lián)那批天真的知識分子和領導集團。
解構政治蒙昧主義沒有別的辦法，科學是去昧的唯一武器，啟蒙只能靠政治科學知識。過去的中國模式曾經給了歐洲啟蒙運動以重要的知識啟發(fā)，今天的中國道路則應成為世界新啟蒙運動的主要發(fā)動機。
以往六十年的中國，“不唯書，不唯上”，堅持“實事求是”，堅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闖出了一條獨特的中國發(fā)展道路。稍加抽象，我們就能看出這個“中國模式”的端倪。在經濟方面：自由的勞動力市場和商品、資本市場是我國經濟的兩只翅膀，讓我國經濟得以騰飛，搏擊長空。而大型國有企事業(yè)機構及國家對土地的控制權如兩只腳，讓我國經濟安全地落在堅實的大地上。在社會方面，我們的基本單元不是個人，而是家庭、社區(qū)；高度的社會流動使我們沒有穩(wěn)定的社會分層；政府與社會的相互滲透，導致了一個有機的“社稷”；這個整體塑造了我們獨特的社會倫常。在政治上，我國擁有現代化了的民本主義思想體系；有以考試入選，以功過考評為提拔更換標準的官員遴選機制；有單一、先進、堅強的執(zhí)政黨；還有特殊分權制衡安排下的政府構成、行政手段，及獨特的決策修正機制。在世界觀上，我們看世界的觀念與西方自古就有重大的哲理意義上的不同，也由此催生了我國當下與西方國家不同的外交原則。
然而，經驗的知識若不能凝煉成有關發(fā)展道路的政治科學理論，就打不破霸權意識形態(tài)的桎梏，我國就難以在生存方式的競爭中立足。哪怕獲得再大的物質文明成就，國內外的意識形態(tài)話語權掌握者仍會拿西方的“普世”尺度來測量，拿那空洞的概念給我國政權貼上“缺少合法性”的標簽。這類政治標簽在知識界傳播，進而滲入決策層，就會獲得自我實現的生命，引導中華文明走向“自殺”。
走出了獨特的發(fā)展道路，還應當擁有獨特的政治觀念體系。為了解構“民主”與“專制”兩分的政治蒙昧主義，為了中華生存方式的延續(xù)，我國應當積極開放和大力開展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競爭。如果沒有競爭的自信，沒有競爭的勇氣，如果連對一部電影的爭論都噤若寒蟬，我們的文明是沒有前途的。對于美國，半島電視不是言論是否自由的標志，而是意識形態(tài)競爭的戰(zhàn)場?？梢哉f，沒有思想戰(zhàn)線上的競爭就沒有思想的進步，沒有思想的進步就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沒有在民族之林中思想競爭的成功就沒有中華生存方式的未來。
我們不應忘記，若從1973年8月1日簽署歐安會的《最后文件》（即《赫爾辛基宣言》）算起，作為超級大國的蘇聯(lián)，解除思想武裝的自殺過程只用了18年。我們還可以預言，俄羅斯在全球政治中的重新崛起，靠的將不是普京政權，不是石油財富，不是生產技術，更不會是恢復戰(zhàn)略轟炸機的值班巡航；俄羅斯將在摔倒的地方爬起來，因為發(fā)展出一套嶄新的、有說服力的、關于俄國發(fā)展道路的獨立理論體系而重放光芒。
思想戰(zhàn)線上的競爭有兩大任務，第一，要解構所謂“普世”價值，說破這“皇帝的新衣”，把一個藥方應付百病的荒唐揭穿；第二，要實事求是地總結我們中華的生存方式，給出關于“中國道路”或者“中國模式”的讓知識界信服的闡述和理論解釋。一個是破，破一個國際性的霸權話語系統(tǒng)；一個是立，在知識界確立對自己生存方式的自覺，也就是對中華發(fā)展道路的自覺。我們不是為對立而對立，是為擺脫思想桎梏，為中華的生存而對立。思想上的破與立是生存競爭的主戰(zhàn)場，強大的武器批判能力攸關中華文明的興衰續(xù)絕。(潘維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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