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生育能力和生育文化，在進一步向出生率走低的方向演進，在可見的未來，這一趨勢將長時間保持不變，不再能夠回頭。
2006年12月份的北京媒體，同時報道了首都人口與發(fā)展論壇關于北京市近年來人口形勢的一些分析。據有關機構調查發(fā)現(xiàn)，與1990年相比，北京35歲以下的育齡女性生育意愿已明顯降低，1990年一半的育齡女性在25歲時就有孩子了，目前這一年齡已提高到28歲；而在35歲以上育齡婦女中，未生育的比例越來越高，其中35歲仍未生育的比例，已由1990年時的4.08%上升到今天的11.79%；另外，在允許生二胎的獨生子女家庭中，有六成以上打算只要一胎或者不生育。
這些數(shù)據無疑表明北京市居民的生育文化，在最近十余年間又向不愿生育的方向，推進了一大步。北京的情況又是整個中國、特別是中國那些大城市的一個縮影，如今上海、廣州和北京這些地方，人口出生率都已在1.0左右徘徊，居低不上。
人口出生率和生育意愿下降，不愿多生孩子的生育文化的形成，其實又非中國一家，而有著世界一般性。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一些發(fā)達國家經歷一段時間的人口增長后，又重新出現(xiàn)人口低增長甚至停滯現(xiàn)象，而到21世紀初的現(xiàn)在，這種人口出生率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現(xiàn)象，已經蔓延至世界絕大多數(shù)國家，無論先發(fā)國家還是后發(fā)國家皆是如此。就連一向認為高出生率的非洲和穆斯林社會也不例外。印度、伊朗和埃及這些在人們印象中生育水平較高的國家，其實與20年前相比，其生育水平都已明顯在下降，印度目前總和出生率為2.3，只比美國略高，伊朗目前大約只有1.8左右，竟然比美國還低。遙想20年前，這些國家的總出生率，都還在5—6的高水平，短短時間內的巨大變化，令人難以想象。
從長遠來看，決定人口能否增長的，還是要看人口出生率。在世界性地出現(xiàn)出生率下降的現(xiàn)象后，現(xiàn)在人們所關心的問題，已轉向另外一個：那就是出生率的回升，是否還有可能？
根據以往經驗和種種研究，許多人已經得出悲觀結論：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負增長問題，將帶有長期性，不太可能人為逆轉?；仡櫄v史，發(fā)達國家的人口出生率，大多從19世紀末就已開始下降，而法國更“一枝獨秀”，在19世紀前半期就已率先出現(xiàn)這種情況。因此早在19世紀中期，歐洲國家們便開始重視出生率下降問題的研究。法國人普萊將法國生育減退的原因歸于法國獨特的遺產分割制；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時法國人杜蒙則提出了社會毛細血管現(xiàn)象說；而德國的布倫塔和蒙伯特則提出了福利說；此外還有勒魯瓦。博列和貝蒂龍的文明說等，不一而足。
而據日本學者大淵寬和森岡仁歸納，這些生育減退理論又都可列舉各種要因，如：廉價而安全、方便的避孕方法的普及；女性教育水平和社會地位的提高；教育的義務化與子女的經濟價值下降；人口社會流動性的增大；從事非農業(yè)生產的女性增多與生育、育兒機會成本的增加；支持多育思想的宗教信念的下降；對傳統(tǒng)行為規(guī)范的繼承起阻礙作用的城市化和核心家庭化；老齡保障與其他社會保障制度的發(fā)展；嬰兒死亡率的持續(xù)下降；等等。
由于以上這些因素大都隨發(fā)達國家的工業(yè)化和城市化進程而出現(xiàn)，研究者普遍認為，出生率下降和人口減少，是人類工業(yè)化和城市化的必然結果，隨著它們的推進，人類生育環(huán)境發(fā)生了深刻轉變，促使人們的生育意愿不斷降低。這一結論盡管不是金科玉律，但它卻給我們觀察人口出生率問題，提供了一個最有效的客觀依據。
在19世紀中期以來，世界一些國家在經歷出生率下降現(xiàn)象后，又曾因為各種原因而產生過出生率的回升。
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之后，發(fā)達國家就普遍經歷過人口出生率的回升。然而，在21世紀上半葉的世界上，這種經歷重現(xiàn)的幾率，已經極其微小。原因在于，那時這些國家的城市化和工業(yè)化水平，還并不是決定性的，在各國人口中，農村人口還占有主要地位。但今天發(fā)達國家都早已完成工業(yè)化，人口絕大多數(shù)已生活在城市，而發(fā)展中國家也大多步入工業(yè)化中期，城市化水平顯著提高。
這與以往截然不同。
除此之外，隨女權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興起，女性解放的幅度，也完全為往昔所不可比擬。而近半個世紀以來人類物質性生活樣態(tài)的急劇改變，也已導致全球各地普遍性的生育能力降低。更遑論鼓勵生育的傳統(tǒng)文化，特別是宗教對社會的影響，已遭到極大削弱。如上種種，都使人類生育能力和生育文化，在進一步向出生率走低的方向演進，在可見的未來，這一趨勢將長時間保持不變，不再能夠回頭。（程亞文 作者系北京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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