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相對活躍的重慶地區(qū)，上萬農村高三應屆考生拒絕了高考。這一事件被某些媒體解讀為“讀書無用論開始蔓延農村”。如果更精確地來表述的話，我們討論的其實是“上大學是否有用”。在若干破解大學生就業(yè)難的招數里，“上大學當藍領”近來成為一條很主流的出路。既然鐵定了要做藍領，還需要我們去上大學鍍金嗎？沒上過大學也不見得沒有傳奇，比爾·蓋茨半路退學，卡耐基沒上過大學，不也都成了一代富豪？可如果卡耐基活在今天，他能獲得當年那樣的成功嗎？教育這一關過不了，他根本進不了高層次的競爭，又如何出人頭地？
討論來討論去，上大學是否有用、是否值得？我們還是滿腦混沌。在這一片混沌中，似乎也不僅僅是中國教育的問題，它和中國的經濟結構還緊密相連。有識之士說了，中國經濟發(fā)展在明顯地走向“粗笨化”。這種產業(yè)結構失衡反映在勞動力需求結構上，就是知識型服務業(yè)崗位——基本上屬于所謂“白領”崗位——需求相對不足，對藍領型崗位卻產生了旺盛的需求。如果產業(yè)結構那么渴求藍領，即便你受過很好的高等教育，大部分人還是難逃當藍領的出路，而做一個藍領并不一定需要高昂的上大學投資，當真如此，這樣的投資不要也罷。
可我們真的能夠放棄“知識改變命運”的感召嗎？有誰又情愿做一輩子藍領呢？在當下的中國，“‘黑爪子’干活掙錢‘白爪子’花”已經成為一線藍領工人的真實寫照(《中國青年報》3月30日)。這不比上世紀50年代的美國，制造業(yè)的頂峰階段造就了對產業(yè)工人的大量需求。同時，由于“新政”以來工人的權利和福利都得到充分保障，一個人的工資就能養(yǎng)活一家。
誰都不愿意永遠當下層社會的打工仔，所以我們還必須依靠教育、依靠知識來改變命運。遺憾的是，這些年來，中國教育一直朝著不利于農村學生的方向發(fā)展變化。知名教育專家朱清時近日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現在農村孩子占整個大學生人數的比例只有17.7%，而上世紀60年代這個比例要高于70%，基本與我國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相符?，F在的比例太低了，太不正常。”為何農村大學生的比例越來越低，過去是因為上大學后收益太低，現在除了收益風險過大，上學成本太高難以負擔更是重要原因。
從“讀書無用論”的經濟學視角來看，放棄這一高昂的教育投資或許沒有錯。但是我們必須往前看，經濟障礙總有掃除的時候，最可怕的是，一旦“讀書無用論”在農村成為一種文化障礙，社會整體前進的阻力恐怕會變得更大。
薛涌在《美國是如何培養(yǎng)精英》里指出，自1960年代以后，美國產業(yè)結構調整，制造業(yè)開始走下坡路，那些高中畢業(yè)生能干的大多是服務業(yè)中的低端工作。經濟平權已經為習慣了從事藍領的家庭提供了上大學的保證，提供了他們階層流動的可能性，但是這些勞動階層缺乏對教育文化的認知，難以逾越的文化障礙使得這些階層的后代還只能在麥當勞、沃爾瑪里做售貨員、清潔工等等。
雖然說他國的歷史我們不能簡單比照，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借鑒歷史鏡像中的經驗和教訓。反觀當下的中國，“讀書無用論在農村蔓延”，即便我們難以厘清到底是經濟結構還是教育問題的原因，即便目前中國需要眾多不必靠大學來鍍金的藍領工人，但必須警惕的是，“讀書無用論”一旦成為一種文化障礙，那這個社會貧富分化的局面除了某種制度不公平的原因外，又多了一層文化桎梏。消解這道文化桎梏，也許比消解制度不公更為困難。(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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